新安醫學和徽州手工業技術的發展也是如此，這種由“家族鏈”和“師承鏈”構成的網絡，把立足點放在他們致力研究的學術思想和治學風格上，從而以極強的輻射力度影響著當時的學術界。

科學技術活動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部分，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必然與一定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徽州科技的盛衰正是與整個徽州社會經濟、文化的盛衰同步演化的。大體說來，元代以前數百年，由于自然經濟的蓬勃發展，社會需求逐漸加大，一些為滿足這種社會需求的手工業獲得了發展的機遇。與此相應，整個徽州文化出現了欣欣向榮的趨勢，為科技活動帶來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元代末年以后，作為自然經濟之補充的反饋式商業，在徽州迅速興起，把徽州的經濟、文化推向了鼎盛時期，科技領域人才輩出，新的科技成果不斷出現，使古徽州科技文化史翻開了絢麗奪目的一頁。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清代后期，而后又急驟衰落。古徽州的科技文化與整體發展不同步的現象，無疑有其內在和外部的動力：一是內部動力，表現為人們認識思維的不斷提高對科技發展的促進作用；二是外部動力，表現為良好的社會條件對科技的推動。也反映了古徽州這一地域的特殊歷史條件。

首先因中國歷史上戰禍頻仍，徽州多山的封閉式地理環境以及較長時期的社會穩定，為避戰亂提供了理想地域，吸引了中原各地人口大批向徽州入徙。據史料記載自兩漢動亂以來，先后有三次人口南遷，且戰禍入徙的人口數量上大大超過了原有土著人口，入徙者大部分出身為名門望族，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入徙后形成南北交流逐漸成為徽州居民的主體。如西漢初長沙王吳芮，“世居于鄱，生四子……三子日淺，封便基侯，析居新安，是為新安始祖也。”在文化上，他們“起學校，習禮容”，以漢文明融合、改造了土著文化，成為文化的盟主。日推月移，這些外來的民族不斷同化著土著民族，同時其本身也為土著所同化。正是這種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富有鮮明特色的徽州文化，這是古徽州科技文化發展的重要內部動力之一。

其次是西方科技知識的影響和徽州學者對待西方科學的正確態度，中西在此碰撞時開出了絢爛之花，結出了必然之果。中國自16世紀下半葉，隨著羅馬耶穌傳教士的來華，便開始了西方科技知識的傳入，影響著中國整個學術界。面對這種形勢，中國的一些文入學者帶著不同的觀點，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對西學的研究。或一概否定極力反對；或缺乏分析全盤接受；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批評地吸收外來文化。毫無疑問，古徽州學者也卷入這場對西學的研究中去，并持正確態度待之。江永、戴震、汪萊和鄭復光的科學研究便是其例。西方先進科技知識的引入，也打破了中國文人學者專事釋經的治學方式，拓寬了研究范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無疑會對我國科技發展起著推進作用，這也是古徽州科技文化發展并至明清時達到鼎盛時期的重要客觀原因。

三是徽商的崛起、經濟的繁榮和教育的發展。徽州人的商業活動，據考證已有上千年歷史。徽州山多地少，山地耕作，倍加艱辛，往往事倍功半，人們生活水平極低，這是徽州多商人的內在因素。而歷次戰亂導致大批人口的不斷內徙，使得徽州漸成地少人稠之勢，以致相當多的人發生了謀生困難，這又是徽商逐年興盛的重要原因。正如許承堯先生所說：“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矣。”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中國商界”，在明成化年間進入黃金時代。除經營鹽業外，還經營米、茶、漆、紙、瓷器，不少人還開當鋪、錢莊、茶坊、飯館，有的如鄭天鎖還在福建兼營開礦，阮弼在蕪湖辦染織廠。他們集工商于一身，成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典型代表。而且徽商的那種深入實際，考察研究，相互競爭的風氣及他們持籌握算，分析毫末，較量錙銖，不遺余力的經營，無疑對于科學研究的求實精神，尤其是推動商業數學和珠算及醫學的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程大位從20歲開始就在長江中下游經商，往來于江浙鄂贛諸省，由于他到處留心收集數學著作，晚年還鄉才能“參會諸家之法，附以一得之見”，成為珠算的集大成者。徽商不僅直接對古徽州科技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更多是間接地推動徽州科技文化的進步。徽商是一種反饋式商業經濟，商人們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外出經商獲利之后，將所獲資財返回鄉里，置田造屋，創辦各種事業，并教子讀書，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徽商的雄厚資本，使得古徽州文化教育獲得空前發展，“十戶之村，不廢誦讀”，“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興辦學校在培養人才，促進科技發展上所做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徽商為古徽州積聚了雄厚的物力、財力，進而培養人力，這是古徽州科技出現鼎盛局面的物質文化基礎。“千艘舳舫四海通，亦官亦賈亦儒宗。文明若論因何盛?應數徽商第一功。”詩人劉夜峰深刻道出了徽州這段歷史因果。